沈文钦｜变局与应对：留学新态势下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研究
摘 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教育系统的重要功能，也是我国的一个重大教育政策目标。高等教育系统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系统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坚持独立培养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采取鼓励留学的政策，从而在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中形成了本土与留学的二元路径。但是，随着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我国自主培养能力的增强，留学培养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疫情后我国顶尖高校出国读研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同时一些无法去美国留学读研的学生转而到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留学。在此背景下，我国应一方面抓住优秀生源供给增加的历史机遇，持续提高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能力，另一方面继续坚持教育对外开放，进一步促进留学目的国的多元化，以降低留学趋势变化带来的风险。
关键词：留学；拔尖创新人才；研究生教育；中心-边缘；地缘政治
一、引言
1957年10月，苏联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现代创新时代的开端。西方世界第一次在太空竞赛领域被当时的苏联所打败，人们将这一失败归咎于西方工程师创新能力的缺乏。随后，美国颁布了《国防教育法》，确立了以培养高科技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新体系。当代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高层次尖端人才的培养变得更加关键，而这高度依赖于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体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在所有学段的教育当中，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和创新的关系非常密切。相比于以学习为主的本科生，研究生在知识积累、科研训练等方面具备了做出创新性成果的条件。接受研究生教育阶段的训练已经成为做出重大科研创新的一个前提条件。对1901—2009年间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536名科学家的统计分析表明，94.4%的获奖者有博士学位，3%有硕士学位，只有2.6%为本科或以下学历。除了少数学科领域（如数学），在高中和本科阶段识别出将来有可能做出重大科学创新的人才比较困难，而研究生教育阶段的许多表现能够很好地预测学生能否成长为创新型人才。在各个教育阶段中，研究生教育阶段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尤为明显。以数学学科为例，张平文院士指出，北京大学在基础数学领域的本科生教育“保持了国际领先的地位和水准”，但研究生教育“总体上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综上可见，我国未来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应当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更加用力。但遗憾的是，在学术和政策话语当中，研究生教育层次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留学是我国培养拔尖创新研究生的重要路径。我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肇始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在借鉴德国、美国等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的学位制度和学科制度。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才开始自己培养研究型博士。换言之，在近一百年的时间内，我们主要依靠国外培养博士人才。经过40余年的发展，我国研究型博士培养的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那么，在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新历史时期下，我们如何看待本土培养与留学培养的关系？近年来我国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的基本趋势和特点发生了怎样的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将对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产生哪些影响？我国需如何应对？本研究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2020年4月至今，笔者带领研究团队完成300余位有出国留学意向（包括有出国读博意向）的本科毕业生的访谈，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二次访谈。此外，笔者根据各高校公布的就业质量报告，收集了2016—2022年间数百所高校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情况的数据。本研究主要基于这两个经验数据集，并结合其他文献，对我国研究生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本土模式、留学模式及其当下挑战进行分析。
二、留学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自19世纪末开始逐步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留学都是我国培养学术型与创新型人才的主要途径之一。中华民国时期，大量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其中多数去往美国。据估计，1912—1945年间的留美学生多达三四千人。其中，一部分人获博士学位。1920—1949年，共有786名中国学生在美国获博士学位，人数仅次于加拿大（1852人）。这一时期留德、留日、留法的学生也不在少数。留学生归国后积极参与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建设，其中一些人成为我国各个学科的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我国主要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截至2007年，1951—1965年留学苏联的归国人员当中，有100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09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些院士当中有少数人拿到了苏联的最高学位即科学博士学位，如谷超豪等。
改革开放后，我国一方面迅速恢复国内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抓紧自主培养创新人才，另一方面确立了大量派遣留学生以培养杰出人才的基本教育政策方针。1978年7月和10月，中美科技代表团互访，并达成美方在1978—1979年接收500~700名中国留学生（包括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的口头协议。1979年，中国政府派出1277名留学人员，其中113人为留学生。在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当时的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国（1979年）、埃及（1979年）、加拿大（1979年）、荷兰（1979年）、意大利（1980年）、日本（1981年）、联邦德国（1981年）、法国（1981年）、比利时（1981年）、澳大利亚（1986年）等国达成了留学生交换协议。从1979年到1987年，美国国务院向中国的访问学者和学生签发了约56000个签证，其中约60%持J-1签证。1991年美国新授予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来自中国大陆者已达到1710人，中国首次成为美国国际博士的最大来源国。2011年，我国启动青年千人计划进一步激励优秀的本科生出国读博。2013年，美国共授予博士学位52760人，其中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持临时签证者占9.1%。截至2023年，中国是国际学生的第一来源地，有100万以上学生在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就读。
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出国留学的本科毕业生就读于世界一流大学。2015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有58名本科毕业生出国攻读研究生，其中，18人前往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排名前10名的大学，49人（84.5%）去了排名高于北京大学（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排名第115位）的大学。这种留学模式培养了一批拔尖人才，以数学领域为例，刘若川、许晨阳、恽之玮等顶尖学者成长路径的共同点都是在国内完成本科或硕士阶段的学习，再到欧美名校进一步深造。
留学培养模式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对于培养拔尖创新研究生有诸多优势。第一，根据中心-边缘理论，边缘国家的学生会热衷于到学术中心国（如美国等发达国家）接受研究生教育，以获得更高质量的学术训练。第二，留学能够帮助博士生建立与海外导师及其他学者的学术网络，并且这种网络可以延续到他们回国工作之后。第三，留学为国内精英大学提供了大量的优秀师资。海归博士对中国科学的崛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发表了大量的高影响论文，同时有利于提高国内的研究生学术训练水平。
然而，每年大量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对本土高等教育体系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如博士优秀生源的流失会对国内的博士培养质量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国一些顶尖大学基础学科（如化学）招聘的海外博士比例较高导致国内高校之间难以形成互聘网络，等等。
其中，拔尖研究生生源流失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对某顶尖高校出国学生的数据分析表明，在理工科中，出国留学生的家庭背景更为优异，而且其本科成绩也更为优秀。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期间的学术表现依然可圈可点，甚至超过了国外本土学生。在一些受访者看来，一流的博士培养质量建立在优秀生源的基础之上，因此大量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出国留学客观上制约了博士培养质量的提高。此外，博士培养中存在显著的同伴效应，而博士优秀生源流失将削弱这一效应。韩国政府已认识到需要留住一些优秀的博士生生源才能保证博士生教育的质量，为此政府在2011年启动了“全球博士奖学金”项目，为优秀的博士生提供3~5年、每年3万美元的资助，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将高质量的学生留在国内高校，以在韩国学术群体中培养未来的诺奖获得者”。
三、变局：疫情前后我国本科生出国读研的趋势
（一）疫情后我国本科生出国读研比例下降
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毕业生的第一留学目的地是美国，其中很多学生在美国获博士学位。2010年，共有3744名中国学生（含中国香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到2018年，该人数突破6000人，这意味着美国每授予10个博士学位，就有1个授予给中国留学生。从2007年开始，中国学生到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数呈稳定上升的趋势，到2014年已突破12万人。2014年后，我国赴美读研人数的增长趋势变缓。但在2020—2021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相比2019—2020学年减少了14.6%，出现十年来首次负增长。
在新冠疫情之前，我国顶尖高校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的比例稳中有升，如表1所示。尽管美国从2017年就开始收紧对中国学生的留学政策，但2018和2019年C9高校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的比例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
2019年底，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也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本研究统计了我国29所原“985工程”建设高校和50所原“211工程”建设高校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比例的变化情况，其中，原“985工程”建设高校2019年的比例为16.5%，2020年下降到14.4%，2021年进一步下降到10.9%。原“211工程”建设高校2019年的比例为11%，2020年下降到9.9%，2021年进一步下降到7.8%。从不同院校的情况看，各高校比例下降幅度有所不同，2019—2021年，出国读研比例下降幅度最大的前5所高校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降13.3%）、复旦大学（下降12.6%）、清华大学（下降11.6%）、北京大学（下降11.1%）和北京理工大学（下降8.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属于被美国列入实体制裁清单的高校，受到的影响非常显著。（见表2）
（二）从美国转向欧洲与东亚：地缘政治与留学目的国的变化
中美两国在科学、技术、贸易等领域存在激烈的竞争，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绿色能源、量子计算等领域，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这是中美关系恶化的重要诱因之一。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宣称美国将加强对签证的审查，并特别强调了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国际学生签证的限制。2018年，美国新政策将航空、机器人和先进制造领域学生的签证期限从5年缩短至1年。同年，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中国行动”，对在美工作的华人学者进行调查，这一调查已迫使至少1000名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2020年5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10043号总统行政令，主要针对来自“敏感”学校或专业的理工类中国学生，导致他们在申请美国留学签证时被拒。受到10043号令影响的“敏感”学校主要是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制裁清单”的中国高校，特别是“国防七子”高校。根据笔者的访谈结果，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即便是人文社科的学生也无法获得美国的留学签证。
2020年4月以来，笔者带领的研究团队访谈了300多位申请出国的本科毕业生，从中发现：美国仍然是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但国际关系对中国学生的留学决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受签证限制、安全考虑等因素的影响，在希望到美国留学的本科毕业生中，只有约50%最终到美国留学。到美国留学人数的显著下降是中国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人数下降的主因，一些大学公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判断。以厦门大学为例，2019年该校本科毕业生出国出境深造占比最高的6个目的地分别是美国（29.8%）、英国（27.2%）、中国香港（14.2%）、新加坡（5.6%）、澳大利亚（4.9%）和日本（4.4%），但到2022年变化为中国香港（30.1%）、英国（18.1%）、美国（17.9%）、新加坡（10.3%）、日本（5.3%）和澳大利亚（4.5%），美国在留学目的地中的排名从第一降到第三，比例也大幅下滑，其他高校也出现了类似趋势（见表3）。
根据笔者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等出国学生的访谈，在物理学、计算机等比较敏感的专业，学生仍然有可能获得美国高校的offer，并获得签证。但这些学生往往会被美国大使馆审查几个月，而且之后获得的签证大多是为期一年的签证。很多学生担心一旦归国后将无法重新获得签证，因此他们往往选择在读期间不再返回中国。
在受地缘政治影响而无法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中，有部分选择放弃出国留学（留在国内读研或直接就业），另外一些学生则选择转移到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其他英语国家地区留学。新冠疫情发生后，英国、新加坡等国制定了更加友好的签证政策，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以新加坡为例，仅湖南大学一校，2023年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留学读研的人数就达到46人，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也出现了到新加坡留学人数激增的现象。
对于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非英语国家，尽管其受欢迎程度不如英语国家，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留学费用相对低廉，德国、法国的许多留学教育项目甚至不收取学费，因此这些国家也成为中国学生尤其是非富裕阶层学生留学的一个选择。另外，到这些国家留学的学生也大都有相关的语言学习背景。
四、我国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受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近几年来我国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人数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趋势，同时一些无法到美国留学的学生选择转移到英国、新加坡等英语国家和一些欧洲的非英语国家留学。而一些欧洲国家虽然拥有世界一流的教学和科研训练水平，是我国学生青睐的留学目的地，但其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有限。如荷兰2017年的博士学位授予数为4747个，瑞士、瑞典、比利时、丹麦2017年的博士学位授予数依次为4150个、3586个、2918个和2232个。在此背景下，中国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数量的增加意味着我们目前必须主要依靠本土教育体系来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以下将对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历史发展及其现状进行分析。
（一）我国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历史发展
我国的本土博士培养虽然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民国时期，我国已经在物理等领域开始了研究生层次的科研教育，但当时只授予硕士学位。1979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赴美考察请示》中提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拔尖人才培养经验，指出该校每年招收“200名拔尖学生”。1981年9月30日到10月24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代表团应约访美考察了12所大学和5个科研单位。代表团在考察报告中指出：近年来，美国本土大学生学物理专业的少，研究生教育往往招不到最好的生源，所以对中国学生很感兴趣。1982年，中国授予13人博士学位，这是新中国第一批博士。
从1999年开始，中国博士培养规模进入快速增长期，2000—2009年，中国博士学位授予数的年增长率分别为7.6%、15.9%、13.8%、28.5%、24.7%、18%、31%、14.4%、5.5%、1.1%。这已大大超过了美国博士规模扩张时期（1961—1970年）的增速。
2005年的“钱学森之问”引发了中国关于拔尖创新人才的讨论和实践改革热潮。2009年，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简称“拔尖计划”）。同年起，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启动了数学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清华大学成立了钱学森力学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华罗庚数学科技英才班。2011年，教育部选择了17所大学的数、理、化、信、生5个学科进行试点，力求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有所突破。到了2018年，拔尖计划2.0新增了天文学、地理科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基础医学、经济学等学科。但在这一时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焦点仍停留在本科层次。
为加强博士层次的人才培养，从2007年开始，我国政府加强了对海外联合培养博士的支持力度，实证研究表明，海外联合培养模式促进了博士生与海外导师的科研合作，同时通过促成新的国际合作，扩展了科学家的国际合作网络。到2011年左右，中国的博士培养已有很大规模，同时一大批海外学者归国，使得国内高校科研实力迅速提升。但学界整体上认为中国的博士培养质量仍与西方有较大的差距。
（二）“双一流”建设启动以来国内研究生教育自主培养能力的进一步增强
自2017年正式启动“双一流”建设以来，我国的科研实力和高等教育质量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进一步增强，国内研究生教育对优秀生源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访谈发现，对于很多受访者而言，中国的头部高校尤其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几所大学的声誉已经能够和西方名校相抗衡，一些受访者之所以选择留学是因为无法进入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此外，还有一些本科毕业生在获得欧美名校（包括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等欧美顶尖高校）的录取资格之后，最终放弃了留学机会而选择在国内读研。如一位放弃某美国名校录取留在北京大学读博的受访者指出：在数学领域，北京大学已经汇聚了若干世界一流的学者，因此留在国内读博士具有很高的吸引力。
在疫情之前，理工科出国读研（尤其是读博）的学生大多是所在专业成绩优异的学生。一般来说出国读研学生的学习成绩要高于留在国内读研的学生。但在疫情之后，越来越多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留在国内读研。2023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调查数据显示，在五大基础理科（数、物、化、生、计算机）本科成绩位于院系前30%的146名优秀学生中，34人选择到出国攻读博士，79人留在国内攻读博士，分别占比23.3%和54.1%。在本科成绩排名前10%的顶尖学生中，出国读博和国内读博人数分别为21人和19人，不相上下。优秀学生留在国内读研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大学科研水平的大幅提高，同时伴随着疫情对出国造成的阻隔和风险，国内科研和教学水平领先的一流大学成为其相对更优的升学选择。
在某些学科领域，国内顶尖高校的水平已经能与世界名校媲美。如在2023年QS学科排名中北京大学数学专业排名为27，排在耶鲁大学（31）、宾夕法尼亚大学（37）之前；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专业排名19，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8）相当。
当然，很多受访学生也指出，在不少学科领域，中国大学的科研水平与西方顶尖高校相比仍有差距。如一位自动化学科的硕士生在受访时表示，“在机器人领域，德国、瑞士、英国、荷兰虽然都比美国低一档，但是肯定比中国强”。由此可以推断，只要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在科研水平方面的差距仍然存在，到西方大学留学的需求仍将持续下去，未来留学图景的变化取决于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科研实力对比的变化。另外，一些受访学生指出，尽管中国大学在研究能力、基础设施等方面已经追赶上了西方大学，但在软性的学术文化和氛围方面，仍与西方顶尖大学存在显著差距，浮躁的学术风气、恶性的学术竞争、依附性的学术等级关系成为驱使优秀学生出国读研的重要推动力。
五、本土与留学：研究生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二元路径
现代博士培养模式发源于欧洲，其后逐渐扩散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在本土研究生教育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只能通过留学来满足高层次人才尤其是大学师资的培养需求。如二战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加拿大每年培养的博士不足以满足当时的师资需求，很多新聘的大学教师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获得博士学位。但随着本土研究生培养尤其是博士培养能力的发展，留学的规模会逐渐下降。当然，即便是在本土培养能力很强的国家中，留学仍有一定的规模。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高等教育强国每年依然有不少学生出国留学。换言之，本土与留学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两条路径。
美国、日本两个国家的博士拔尖人才培养均走过了国外培养为主、“本土+留学”培养并重到基本自主培养3个阶段，并最终成为国际性的博士培养中心（美国）和区域性的博士培养中心（日本）。在1860—1890年这一时间段中，绝大多数美国科学家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到19世纪90年代，留在美国本土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了去德国留学的人数，“到19世纪末，美国已经在博士培养方面接近于自给自足”。李政道先生观察到一个现象：“日本的科技人才几乎全部在日本接受训练，几乎全部在日本工作，也造就出了许多世界一流人才”。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早期，在日本政府资助下，大量日本学生到国外留学，其中去德国者最多。但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日本基本依靠本土教育体系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据统计，1920—1929年在16本物理学顶尖杂志发表论文的学者当中，有20多位日本学者，其中仅一人的最高学位在国外获得。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化学家基本在国内接受研究生训练，并基于在本土的研究获博士学位。
现阶段，除中国外，韩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博士拔尖人才培养也以“本土+留学”模式为主。以韩国为例，在韩国的精英大学师资队伍中，海外博士仍是主要来源，对此现象韩国学者亦不无反思，如首尔大学教授申正彻（J. C. Shin）指出，“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对国外学位的依赖，正在韩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创造学术依附”。独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一个国家成为学术中心的前提条件，因此，从长远来看，我国要建设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和世界科技人才的高地，也需要在坚持教育对外开放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回顾表明，受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变化、国内科研实力提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将更加依赖自主培养。本研究认为，出国读研尤其是出国读博机会的减少会在短期内对我国的科技人力资本积累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学术界与西方科技强国的知识交流与迁移，给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一定的危机，但我们也可以“化危为机”，利用更多优秀生源留在国内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历史机遇，持续改善学术文化环境，加大研究生教育投入，推动相关改革，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
在某些学科领域（如数学、计算机领域），我国的少数顶尖高校已初步形成名师汇聚的局面，具备了自主培养尖端人才的能力。因此，在留学人数和比例下降的趋势下，应充分抓住研究生优秀生源大量增加的机遇，不断改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条件和培养环境，以一流师资培养一流人才，迅速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根据笔者的访谈，我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动机除国外在一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外，其良好的学术氛围和条件也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因素，如师生地位更加平等、科研自主性更强，等等，因此进一步改善研究生培养的文化环境是未来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一个着力点。
当然，西方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的领先优势并未衰减，我国仍然需要支持学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在一些领域，德国、法国、荷兰、俄罗斯等国家也有很强的科研实力，我们需要进一步促进留学目的国的多元化，使得更多的学生到德国、法国、荷兰、俄罗斯等非英语国家留学，以最大程度降低留学人数下降对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德国、荷兰等国家都开设了英语授课的研究生项目，但对留学生而言，要融入当地的学术环境与社会环境，掌握留学国的官方语言仍是必要的。因此，语言障碍仍然是学生留学的最主要障碍。为此，建议加强德语、法语、俄语等非英语教育。
本研究发现，最近几年来，受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国大学排名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本科毕业生出国留学的趋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2021—2023年期间，我国顶尖高校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比例显著下降。这一下降趋势是短时行为，抑或仍将持续下去？这种变化将给我国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带来何种影响？这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
（卢晓东教授、彭湃副教授、高耀副教授、许丹东博士、谢鑫博士、魏丽娜博士、博士生赵悦、博士生徐浩天、博士生刘雪婷、硕士生王嘉璐等对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沈文钦，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4期